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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房山的石经山以云居寺的石经闻名于世,而历史上,北京还曾有另一座石经山,古时山上藏有石经,后来渐渐改名为石景山,成为北京一个行政区的名字。

石景山有名,但我们大都只闻其名,不见其形,或已见其形而不确知其名。随着冬奥会的举办,这座如今位于新首钢园区内的“燕都 仙山”,再次走到人们的眼前。

由“石经山”到“石景山”

石景山矗立在首钢园的西北隅,海拔米。山顶耸立着一座覆盖着黄琉璃瓦的三层亭阁,总体造型有些像颐和园的佛香阁,不过比佛香阁更显纤秀。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修建的功碑阁,原准备陈列首钢功臣事迹的。现在,功碑阁里陈列的是有关石景山的史料文献。

石景山,历史上曾有多个名字:《元一统志》中,称其为石经山;《元史》《明武宗实录》中称为石径山;它还有石井山、湿经山、骆驼山等名。

称其为骆驼山,大概是山形远看像骆驼。称其为湿经山,传说唐僧取经回来过永定河时,不慎将经书落入水中,曾在此晾晒而得名。此说显然不对:唐僧取经后回长安,是不会经过这里的。不过还有一种解释:因永定河流经山侧而得名。永定河古称漯水,后被误写为湿水,虽然史上多次改道,但总是要由此山下而过,故称湿经山。径,也可解释为“经过”;而且,在古汉语里“径”与“经”通用。

石井山之称恐怕是同音假借。这座山的半山腰上确有两眼古井,一在东麓,一在南麓。当年山上有井水可汲,很是难得,说明此山岩石之中蕴含泉水,所以土泽湿润、山上林木茂盛。虽然山上有井,但不足以作为山名的依据。

▲石景山上的古井及复建的庙宇。宗春启

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,是此山有洞,洞中石壁曾刻有经文,“石经山”因此得名。

《元一统志》卷一载:“宛平县西南二十五里石经山洞内,石上刻经文者二十余处。”

《顺天府志》中也有类似记载:“石释经碑,碑在城西南三十五里山洞内,石板上刻释经文者三十余处,今皆毁,惟般若序品一存焉。”洞中所刻经文到明清大都已不存,但是留下了“石经山”这个名字。

明朝万历年间,“石经山”之名已被“石景山”逐渐取代了。

佛寺道观并存

有道是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”明代文人许用宾称石景山为“燕都之 仙山”,并非溢美之词,因为山上有始建于晋唐的寺庙,有唐代开凿的藏经佛洞,还有明代建的道观。

▲唐人开凿的孔雀洞。宗春启摄

许用宾的《重修金阁寺碑》立于万历年间。碑文中说,根据古《刘师堰石记》(戾陵堰又名刘师堰)记载,“金阁寺自晋唐以来所藏石经,碎而言断,岩穴鲜有存焉。”另外在《重建石景山天主宫碑记》有记载,石景山“自唐武德初建有玉皇殿”。武德,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(年-年)。由此可证明:石景山上建寺庙至少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了。所以,民间有“先有金阁寺,后有北京城”之说。

据《日下旧闻考》中记载:“(石景山)山巅有塔,塔下南北为城关。南门额曰舍利宝塔,高约四丈余,四正作方屋如阁,四隅作圆屋如亭,内皆塑护塔神像。”寺庙有僧人,舍利塔是得道高僧的坟塔;西面山崖的岩壁上,有人工开凿的方形石洞,为圆寂僧人的瘗骨之处。光绪初年,石景山庙宇已经香火稀疏,但金阁寺塔还在。

《日下旧闻考》中“谨按”说,“(石景)山有石经台、普观洞、普安洞、还源洞、孔雀洞诸胜。孔雀洞左右门上截题识曰: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,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,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建;下截刊佛经语。其地当石经台之阴,殆藏经处也”。

元和,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,元和十四年即公元年。幽州、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即刘总,唐朝中期藩镇将领刘济之次子,幽州昌平人,卒于年。据史书记载,刘总为了夺取军政大权,毒死了自己的父亲刘济,乱棒打死了其兄刘绲。他当上了节度使之后,良心不安,疑神疑鬼,“数见父兄为祟”,以致“惊不能寐”。为了摆脱鬼魂的困扰,他在官署里供养了数百僧人,昼夜作佛事超度。但是没用,“晚年益惨悸”,越发害怕,刘总索性剃发为僧,将宅第改为佛寺。石景山上那些藏经的石洞,大概就是刘总在这种背景下命人开凿的。这些洞有些现在还保存完好。

石景山上大规模建设道观,是在明朝正德年间。《春明梦余录》卷三十九《内阁杨廷和请停斋醮疏》中说:“近日刘瑾建玄明宫,钱宁建石经山祠,张雄建大慧寺,张锐建寿昌寺,于经建碧云寺,张永建隆恩宫,所费金银不可胜计。”

▲古庙山门,系明代建筑。宗春启摄

在石景山建碧霞元君祠的钱宁,是武宗朱厚照的义子,赐姓朱,因而又叫朱宁。《明武宗实录》中说:“石径山寺,朱宁所营建也,穷极壮丽,乃邀上幸焉。”钱宁能把皇帝请来参观游览他建的寺庙,足见此人能量之大。钱宁能左右开弓射箭,深为明武宗喜爱,委任他为锦衣卫千户,主管诏狱。他与掌东厂侦缉事务的太监张锐合称为“厂卫”,在朝中说一不二。朱厚照在豹房常枕着钱宁睡觉。

百官等着上朝,到下午太阳西偏还不见朱厚照的影子,只好暗中刺探钱宁,钱宁一来,则知道朱厚照要出来了。正德十六年(年),钱宁勾结朱宸濠谋反事发,被朱厚照抄家下狱。世宗朱厚熜即位后,将他处以磔刑。关于他干的坏事,记载在《明史·佞幸传》中。嘉靖年间,明世宗崇道毁佛,金阁寺遭毁。万历末年,一些太监们集资,重修了金阁寺,翻建了玉皇殿(翻建后的玉皇殿改名为天主宫)。许用宾在碑文中说,重建之后的三间天主宫和配殿,“朱堞金扉,龙楹螭殿”,极其壮美。

万历年间,又有姓董的太监在山上建碧霞元君庙。如今,石景山上有两座碧霞元君庙,一座是正德年间钱宁所修,另一座是万历年间董姓太监所建。据清人笔记《戴斗夜谈》中说,石景山上的碧霞元君祠建成之后,“都人岁以元日往祀,至四月士女又群集”。

石景山上的古建筑,在日本侵华时期遭到严重毁坏。

登高观河亦为治水

石景山西临永定河,遥望北京城,自古以来是寻秋揽胜的登高处,更是观察永定河的 地点。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说:“(石景)山最上,金阁寺。寺最宜远眺。望苍黄一道如带南缀者,浑河也。”

有文字记载最早登临石景山的,恐怕是三国时期的刘靖了。嘉平二年(年)镇北将军刘靖在梁山(今石景山)上观察地形之后,命部下修了一道拦水堤坝(即戾陵堰),将河水导入水渠,再经高梁河东流,“灌田岁二千顷,凡所封地百余万亩”。这是北京地区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。其确切位置在哪看法不一,有说在石景山南,有说在石景山北。

明正德十二年(年)五月,“上微行至石径山”——武宗朱厚照穿着便服来到石景山,他是被钱宁带着来游玩的。

万历十五年(年)九月,二十四岁的神宗朱翊钧带着大臣们登上石景山,来视察永定河。此行《明史》上有记录:“上先登板桥,诸臣翼而趋”。万历问随行大臣:“(浑河)水从何来?”大臣申时行回答:“从大漠经居庸,下天津,则朝宗海矣。”申时行说的其实并不准确,恐怕他也不知道,只好信口一说。朱翊钧说:“今见(浑河)河流汹涌如此,知黄河经理倍难”。

康熙皇帝为治理永定河水患,多次来石景山一带巡查。康熙十七年(年)五月十六日、十七日,他在山上驻跸两天,写下了《驻跸石景山》《石景山东望》《察永定河》等诗篇,留下了“驻跸荒亭日欲斜”“峰崖高处有人家”,“地镇崚嶒标异秀,凤城遥在白云中”等诗句。

雍正七年(年),世宗胤禛拟在永定河上游建庙以供奉河神,命怡亲王来石景山择地,后在山南庞村之西,修建了一座惠济庙。因卢沟桥南康熙年间建有一座惠济庙,于是将这座称北惠济庙。如今雍正的御制碑尚存,正面是雍正皇帝撰写的碑文,碑阴刻的是乾隆皇帝的诗:《石景山初礼惠济庙》《礼北惠济庙》,人称“父子同碑”。由此可证,乾隆也不止一次来石景山。

今在碧霞元君殿南侧还能找到一块诗碑,上面刻着《登石景山》诗:“古寺荒凉雀可罗,漫游著屐上山阿。西来翠岫晴方好,南去浑河浊浪多。欲把新诗期惠远,惭无清供礼维摩。阑珊归思斜阳里,一路秋风集马驼。”此诗作于同治辛未(年),作者叫桂本成,是贵池人(今属安徽省池州市)。在诗人当时的视野里,石景山下聚集着许多骆驼。不用说,它们是由门头沟往城里驮煤的。

▲新修复的碧霞元君庙前的戏台。宗春启

修缮一新的石景山,如今成为新首钢园内的一个景点。登临山顶,可远看首钢大桥和园博园的宝塔,天气晴朗时,向东可望长安街,以及更东边的国贸建筑群。

来源|北京印迹inBeijing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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